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出现利用计算机程序生成诗歌的相关实例。21世纪初，伴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一系列自动诗词创作系统纷纷问世。诸如“猎户星”等“自动写诗机”的登场，引起诗歌评论界广泛关注。多数观点认为，自动写诗程序产出的文本并非诗歌，而是用户敲定情境“模板”和设置“关键词”后，主动参与的一场预设好的读写互动游戏。此类文本几乎都是在模仿特定的诗情氛围，奢谈情感模式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因而更多被纳入网络文化现象而非诗歌创作的范畴。
近些年，人工智能的算法不断完善，版本迭代更替加速，特别是它与大数据系统的对接，使得基于智能创作平台生成的“虚拟作者”大量涌现，诗文本的数量与质量迎来双线飙升。尤其是，机器人“小冰”“小封”先后推出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万物都相爱》，加上近期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在词句分析能力方面的进化，让人领略到工具理性与自动化技术结合产生的威力。部分诗文本的意义结构营造和艺术美感生成，在很多读者看来更是达到了诗艺的高阶层次。机器人写诗现象在触发人们的惊叹之余，也开始令更多人反思文学媒介化、产业化生产所导致的问题，其聚讼的焦点便是：机器写的诗是否具备诗的自足性，仿诗、类诗属于“诗”还是“非诗”？
人工智能诗文本很难通达“意在言中，神余言外”的境界
单从创作水准衡量，每经历一个较短的周期，人工智能锻造出的文本都会示人以“脱胎换骨”之感。近年来，它的发展变化集于三端：一是凭借图像识别技术和大型语料数据库助力，其文本生产由关键词搭配固定模板的简单算法，升级为依靠深度神经网络控制的新计算模型；二是人工智能对训练诗歌语言生成结果的联觉控制能力持续增强，提升了诗语选用的精确度与规范度；三是从艺术效果上看，早期人工智能诗文本中那种“有句无篇”的松散结构，已进化至具有一定自洽逻辑的“对话性”结构。窥探这类诗文本，相当一部分篇章在表现陌生化的超验情境，抑或模仿人类主体的精神空间时，已经显露出不俗的水准。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写作仍存在明显短板。经过数据喂养培育的文本，其“诗性”特征大都单薄。尽管程序设计者尝试推进人工智能诗歌的“意境”向“情境”方向转化，可事实表明，它在处理隐喻、双关等修辞技法，以及叙述性、戏剧性元素时，仍表现得不如人意。如果面临抒情、叙事等多重文体要素的穿插、互动，人工智能系统经常会“力不从心”。此外，人工智能写作为文本搭建趋向严谨的逻辑结构的同时，其布局的规范、框架的整饬和语序的流畅，反而有可能会影响诗意的灵活流动。诗歌的魅力在于行与行之间的意义留白，在于它的不可完全解读性，人工智能诗歌进行逻辑运算时，对于这种“留白”处理尚显生硬，甚至“不知所措”。其再现日常生活和现实情境的能力，往往也是薄弱的，这直接导致它在创作视野上的局限。
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凭借高超的学习能力，克服这些问题，但就诗歌写作的诗意生成机制而言，诗人们多把诗视作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语言，一个通过意象系统解释世界的装置，唯有突破语言习俗和常规观察习惯，才有可能打破俗常的意义生成链条，从自我言说的切口编织人与世界的脉络，演绎一场“常规之外”的灵动舞蹈。人工智能写作的诗意生成机制则恰恰相反，以机器人“小封”为例，它的写作基本由数据感知、分析计算、模板引擎、质量评估四个环节构成，以自然语言的处理、理解、生成为核心步骤，向一个人类预设的“概念化”语言体系和意义中心聚合，属于“敛聚式”的意义生成方式。与“发散式”的人类创作思维相比，人工智能写作更易于精密掌控意绪延展的方向，使其紧密围绕在设计好的意义中心周围。就算溢出了常态下的词语组合规范，制造出带有陌生意味的语感，通常也不会脱离“中心”。这样一来，人工智能诗文本就很难通达“意在言中，神余言外”的境界，它对读者思维宽度的激发、对人类想象空间的延展，幅度仍是有限的。
今天，很多人关心“人机之间”的写作较量，这实则存有一个前提，即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算不算“诗”，如果这一前提是虚置的，那么“孰优孰劣”的问题也就变得无效了。如何将分行的、带有图像结构和音乐特性的文字定义为诗，自古便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人们或是强调内容与形式，或是关心情感的不同源头，有了“言志”与“缘情”之分途。无论侧重法度技巧还是想象创造，均围绕“思想”与“美学”展开，如诗人艾青在《诗论》中所说：“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诗歌之美维系于形式和内容，最终指向写诗的行为主体也就是诗人自身。诗评家吴思敬指出，存在于诗里的美，是诗人燃烧的感情、飞驰的想象通过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当我们与诗歌相遇时，与其说是邂逅一段美妙的文字，不如说是在动员自己的所有艺术积累及人生经验，叩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心门”。
虚拟主体的抒情属于“为赋新诗强说愁”
在“诗人—文本—读者”的意义生产链条上探析人工智能诗歌，不应忽视读者的向度。一次阅读审美的诞生，外在驱动力在于语词、意境带给读者的心物感动，内在驱动力则是他们对诗人幽微心灵世界与连贯个体记忆的好奇。读者往往想通过阅读一首诗的文字空间，进而追踪一个精神者思维跃动、心魂游移的轨迹，品味他的家国情、儿女情、故乡情，并从点点滴滴的情愫间，串联起作家的精神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简而言之，人们读诗歌，意在赏文，也在观人，尚不具备人格主体性的人工智能系统，自然不能满足诗歌读者的需求。
进一步说，对于不同的文体，读者的阅读需求存有相应的差异。欣赏叙事型作品时，人们更想目睹引人入胜的故事，将目光锁定于情节要素。只要人工智能系统的参数设置精细，相当程度上可以克服数据偏差的影响，保证输出内容的生成效果达到一定水准，满足读者“看故事”的需求。诗歌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人们钟情诗歌，其意自不在阅读故事，也非了解社会、摄取知识。他们渴望体悟生命主体的“在场”言说，从文字中寻觅鲜活灵动的人性品质，这是写诗工具目前无力实现的。
诗歌呈现出的是文字之美，更是人格之美。读到郭沫若笔下的“凤凰”“天狗”，文本复现的不仅是中华神话，还能引发人们力透纸背，发现一个张扬“五四”动感精神的时代“大我”；欣赏徐志摩描摹的康桥暮色，会立刻缅想起他的浪漫爱情、游学经历与悲情命运；走进戴望舒铺设的悠长而寂寥的雨巷，通联的是身居都市的怀乡者对故土和恋人的精神企慕。再比如，阅读艾略特的《荒原》，可以感悟西方社会的精神病象与时代症候；品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能够观瞧繁华表象下的都市暗影及人性丑态。中外诗歌经典已启示人们，一首自足的诗歌，应该彰显丰富的人格属性，反映人类灵魂世界深处的矛盾，还要使读者在时间性维度内窥见诗人的人性世界及其背后的宏大时空，感应诗人与他的前世和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联。
相较之下，人工智能诗歌无法给人们展现一个具有历时性命运的精神主体，抑或组合生成与这个主体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运思个体记忆与人类整体记忆的脉络联系。尽管近期的人工智能文本中出现了大量涉及第一人称的作品，似乎让人感受到某种虚拟而生的主体人格，但其中之“我”只是对人类高度理性化的程序模仿，难以动态捕捉真实的社会生活细节、分别文化差异乃至辨别是非。当我们读到“小冰”写出的“问着村里的水流的声音，我的爱人在哪”时，便很容易判定虚拟主体的抒情属于“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制造出的情感，既不具备人类体验的真实性，也不能代表机器本体。